张强、高柏:改革难过山海关?东北新经济该如何破局

时间:2020-02-13 来源:www.xcyjbl.cn

2018年7月23日,大连东北特殊钢大连基地工作人员在高炉炉缸里忙着生产。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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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以及在实践中解决发展中遗留问题的原则,直接关系到是否有足够的资本投资来发展新的经济结构,其产品是否能迅速找到新的市场,其运作是否能有新的制度环境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例如,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建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白手起家,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一幅新的图画。自诞生以来,它就与国际市场直接相连,充分利用外资发展“三来一补”,外资负责国际市场销售。1979年至1984年,深圳与外国投资者签署了3495项协议,投资额为181.534亿港元,其中实际投资额为46.383亿港元。在此期间,深圳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92.9%,几乎每年翻一番。更重要的是,深圳没有计划经济的遗产,其政府从一开始就为市场经济服务。另一方面,外资不仅带来资本、技术和市场,还带来微观层面的企业管理制度。只要特区政府根据不同阶段发展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需要,建设基础设施,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各种新体制,新的经济结构很快就会成为新的动力和经济增长的引擎。

杭州的情况与深圳非常相似。改革开放前,杭州的计划经济遗产也非常薄弱,因为杭州地处沿海,国家出于国防战略考虑,投资有限。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杭州在吸引外资和与国际市场接轨方面都不突出。然而,由于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薄弱环节,杭州和浙江的民营企业发展迅速。杭州经济和浙江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由国内市场驱动的,这可以从浙江是一个拥有众多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的大市场省份这一事实看出。在这样一个地方,为新的经济结构建立一个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环境相对容易。由此产生的快速资本积累反过来又极大地刺激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比较沈阳和上海是最有意义的。沈阳和上海都是计划经济的重要城市,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成功实现了新旧动能的转化。上海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工业基地,公有制经济比重很大。其转型初期的负担与沈阳相当。整个1980年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然而,当中央政府在1990年做出开发浦东的重大决定时,上海和沈阳开始走向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上海将要发展的新经济结构,即金融、航运、贸易和物流,在计划经济时期基础薄弱。当上海决定成为这四个领域的国际中心时,资本投资来自中央政府和外资。中央政府对浦东的发展给予了大力的政策支持。首先,它给予浦东10项政策,如15%的企业所得税,2项免税,3项10年减半等。后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给出了相关的扶持政策。中央政府对浦东发展的支持主要集中在“八五”和“九五”期间。“八五”期间,浦东从中央政府和银行获得217.5亿元资金,“九五”期间,浦东筹集了200亿元资金。

浦东开发的前五年,上海实际利用外资每年增长50.7%。外资的涌入不仅给国际市场带来了资本、技术和渠道,也带来了世界通行的市场规则和制度。在中央政府的联合行动下,外国在

虽然东北在创造新动力和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体制方面没有受到外部条件的推动,如在深圳和上海,与杭州相比,东北也应该具备在理论层面发展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条件。新界沟认为,地方政府应积极建设相应的基础设施,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东北没有进行任何改革,但在没有外部动力和计划经济旧体制环境的严重制约下,严重低估了改革的深度和难度。长期以来,中国东北的改革一直停留在表面上。改革经常受到与旧经济结构相关的体制环境的严重侵蚀。他们既没有支持新产业成为新的动力,也没有帮助国有企业摆脱日益加重的政策负担。2012年后,国民经济开始放缓,东北原有的积累矛盾全面爆发,发展动力日益枯竭。回到搜狐看更多